編者按：鳳凰電影針對“電影修復”的策劃將持續推出。在第一部分“系列策劃”中，我們圍繞“《陽光燦爛的日子》重映”等話題進行了科普性介紹；鳳凰娛樂也聯合中國電影資料館在《阿拉伯的勞倫斯》放映現場組織了本次電影修復策劃的觀眾調查，接下來我們會對電影修復領域的現況進行深入報道。

　　今天這篇文章，鳳凰電影將主要介紹國內一些“公益性放映”的機構及其所面臨的困境，而有關“商業放映”的文章請參見擴展閱讀。而“電影如何進行修復”、“哪家修復公司聞名于世”等電影修復基本信息介紹，讀者可檢索鳳凰網“電影修復系列策劃”的前幾篇文章進行參考狼隊下載官網。策劃/鳳凰娛樂電影小組 記者/波米

　　鳳凰娛樂聯合中國電影資料館在《阿拉伯的勞倫斯》放映現場組織了本次電影修復策劃的觀眾調查，具體調查結果請見最後的“擴展閱讀”。

　　編者按：鳳凰電影針對“電影修復”的策劃將持續推出。在第一部分“系列策劃”中，我們圍繞“《陽光燦爛的日子》重映”等話題進行了科普性介紹；接下來我們會對電影修復領域的現況進行深入報道。

　　今天這篇文章，鳳凰電影將主要介紹國內一些“公益性放映”的機構及其所面臨的困境，而有關“商業放映”的文章請參見擴展閱讀。而“電影如何進行修復”、“哪家修復公司聞名于世”等電影修復基本信息介紹，讀者可檢索鳳凰網“電影修復系列策劃”的前幾篇文章進行參考。

　　“多倫多TIFF電影資料館高級策展人James Quandt寫了一篇研究雅克-德米（Jacques Demy）《模特商店》一片中色彩運用的文章，開始他通過看碟，發現其中某個角色的裙子是白色的。但文章發表不久之後，當他有機會在大銀幕看到影片時才發現，裙子原來是粉色的。”這是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文化教育總監謝萌在採訪時對記者說的一個故事。它在表明在大銀幕放映修復版電影的迫切性。而創立“世界電影基金會”（World Cinema Foundation）的名導馬丁-西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則對膠片本身的褪色痛心疾首，馬丁曾在看過一部獲戛納金棕櫚大獎的電影後感嘆，“如今《豹》都變成粉紅豹了。”

　　眾所週知，這些年代久遠的老電影不具備大規模重映的條件，能放映這些電影的平台多為電影節、資料館及藝術影院。而如果把電影修復比作古蹟修繕，那麼修繕工作結束後將成果向公眾展示，也就是相關修復機構的職責和義務了。“電影資料館是國家出錢建立的，實際上就是納稅人的錢蓋的。”按照謝萌的理解，讓“納稅人”有機會看到電影修復後的面貌，了解修復進展並給予監督和批評，是整個老電影保護過程中的必要環節。

　　只是，再強烈的迫切性和使命感也無法讓老片重映繞開現實問題的阻攔。在中國，版權費用，放映成本及國家政策都成為了公益性放映無法大規模推廣的症結所在。

　　在一個“買正版會被視為裝逼”的國度，版權好像從來都無足輕重。然而對于正規的電影放映機構來說，版權問題不解決，一切都無從談起。

　　“我可以和你說說《牯嶺街》的版權，它其實還不是貴的問題，彭鎧立女士總希望要把楊導的所有片子都拿出來，她才願意提供《牯嶺街》。”UCCA的謝萌便對記者談到了他們接觸《牯嶺街》版權人、楊德昌遺孀彭鎧立的經過，“我們當然也想都放，問題是像在09年那會兒《一一》的版權很太復雜，它的版權原來屬于日本的公司狼隊下載官網，後來那公司不在了，其中還出了一樁官司，總之在09年官司了結之前，沒有機構放的了《一一》。”就這樣，想搞一個“楊德昌回顧展”的計劃就系上了死結。後來倒是北京的百老匯電影中心知難而退，把所有版權僅屬于“台灣中影”的楊德昌電影拿到手，才搞了一個沒有《一一》和《牯嶺街》的“楊德昌回顧展”。

　　然而百老匯電影中心與UCCA不同，前者是一家以營利為目的的電影院，在承辦相應老電影放映活動時必須考慮成本問題。其推廣經理楊洋對記者說：“我們要想從中國電影資料館調拷貝，對方開價就是6000；這個價格業內都知道，沒辦法。”于是，“重探中國新電影”這個百老匯維持了一年以上的系列放映活動，其大多數影片的拷貝就要從他們所加盟的院線“新影聯”調來，“我可以明著告訴你，這些拷貝的版權都屬于一個灰色地帶狼隊下載官網。拷貝都是當時這些電影公映後就留下來的。我們拿出來放然後和新影聯四六分賬今年張國榮忌日，全國那麼多影院把《霸王別姬》拿出來放，方式和我們是一樣的，哪個也沒講什麼版權。”

　　上海電影博物館（後簡稱“上影博”）的吳覺人說他“講版權了”，但真正去和版權方談的時候才發現對方是“獅子大開口”：“當時我想做張國榮影展，然後去買《縱橫四海》那些電影的版權，版權方就問我在哪裡放、票價賣多少，然後他把我所有的座位數乘上票價，報個價給我。你想想，它這個版權費是按我能取得的最大票房數額計算的，但我還要承擔其它費用啊，根本沒法做。”上影博最近正在進行預售的“萊昂內電影展”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我問版權方500美金以下能不能放《美國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他說肯定不行，至少要好幾千美金的。”而這直接導致了萊昂內導演（Sergio Leone）這部最負盛名的電影無緣上海大銀幕。

　　位于北京798的“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後稱“UCCA”）每次放映都會繳納影片版權及其它相關費用，但隨之付出的成本也讓人有些吃驚，謝萌表示，“我們在第一時間拿到了克裡斯-馬克（Chris Marker）《美好的五月》（Le Joli Mai）的修復版澳門尼威斯人網站8311，但版權費是300歐元一場。”記者算了一筆賬，300歐相當于人民幣約2440元，而UCCA那一場的票價僅為20元，放映的報告廳則一共有139個座位，但每場都會留有會員票和一部分贈票；所以一般情況下只會出售70張票；也就是說即便滿場也僅能獲得1400元的票房。UCCA還舉辦過“張愛玲編劇電影展”的活動，當時版權費高達1000美元一部，同樣是在139人的報告廳放映，票價卻僅為15元一張。

　　當然，最不計成本的放映機構還要說“中國電影資料館”（後簡稱“資料館”）澳門尼威斯人網站8311。資料館在今年安裝了一套完整的4K放映系統，其中包括了巴可公司的4K放映機以及單獨從英國購買的金屬幕。為此，他們才願意以“2000美元一場”的價格從正規渠道買來4K版《阿拉伯的勞倫斯》及《桂河大橋》的數字拷貝。而因這一版權費用的出現，也直接導致了票價的上漲，日常每場20-40元的電影漲到了80元/張，但對于有600個座位的資料館影廳來說，均攤這2000美元之後還是可以小賺一筆。

　　然而，這家機構的片源和版權問題也早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據資料館工作人員沙丹稱狼隊下載官網，中國電影資料館加入了“國際電影資料館聯合會”，其每場放映時所出票面上寫著“學術放映”的字樣，只要在資料館館內以公益非營利的方式放映這些影片就不會受到版權方的追究。上影博的吳覺人認可了這種說法，他也認為這對電影在全世界的推廣是件好事，“我認為這種文化例外是很好的，你知道歐美國家對版權的控制是非常厲害的。如果沒有這個例外的話，全世界的電影就都被制片方控制了。”

　　只是中國電影資料館近年來放映的好萊塢大片越來越多，也多少引來了同行的質疑聲：“他們為什麼用納稅人的錢去收藏美國影片？”“資料館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阿拉伯文、泰文字幕的拷貝，這些拷貝是怎麼到他們手裡的？”對此吳覺人的看法是，擁有文化例外保護的機構也應該具備“文化自覺”的自我約束能力：“你放的每一部電影都應該是為了推廣電影藝術。當然，這衡量起來很模糊，放《黑暗騎士》也可以說是在推廣優秀電影。但問題是他真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放的嗎？這完全是自己問自己的問題。”

　　2010年底，百老匯電影中心曾舉辦“阮玲玉電影回顧展”，其最後一場《神女》與《阮玲玉》修復版的票價為120元，這讓許多影迷望而卻步。為什麼放映老電影的票價與當年《阿凡達》（Avatar）的票價差不多呢？除了資料館6000元的拷貝出館費以外，酒會及現場樂隊的演出費用都需要平攤到每張票上，票價自然無法低廉。

　　對此，資料館技術部的副主任左英有自己的一套見解。他認為此類展映活動根本就不應該依靠票房收回成本澳門尼威斯人網站8311，“國外做這種片子掙錢的路子不在于賣票，票都是白送的，只掙廣告費。我去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城市一共就那麼點人，但它在中心廣場每天都有露天電影放映，就跟咱們過去一樣。我們當時做過調查，它實際上就是靠廣場上的廣告來掙錢其實包括我們資料館也在一些農村做過“萬場同映”，還拉到了農村銀行的贊助。”

　　“拉贊助”自然是回收成本的渠道之一，但問題是有多少商家願意為國內的公益性放映贊助呢？其實百老匯的電影重映活動也有商家進行過贊助，但贊助的方式和額度相對于活動成本來說依舊杯水車薪。百老匯員工說，“當時《大都會》（Metropolis）放映時有家礦泉水公司來贊助，贊助的方式就是給每個進場觀眾發瓶水，就完了。”而UCCA在舉辦阿基-郭利斯馬基（Aki Kaurismaki）的電影回顧展時也拉到了一家芬蘭造紙廠的贊助，“因為郭利斯馬基就是芬蘭人，當時芬蘭使館也特別支持，所以這件事有一定的特殊性。”謝萌表示，“藝術贊助本身沒有那麼容易，它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稅收、社會如何看待藝術；另外也包括公眾對此事的認知程度。公益性放映和藝術品的修復還不一樣，畢竟藝術品贊助系統已有很早的歷史了。而且從電影來講，它給公眾的印象首先是個娛樂產品，和藝術品也是兩回事。”

　　上影博的吳覺人認為此事與政策關系甚密：“國外為什麼那麼多人來贊助電影修復，是因為它有抵稅條款。比如如果一家公司給文化事業捐100萬，它就能抵稅80萬；而一些國家甚至是捐100萬抵100萬的。本來企業就是要交掉這些錢的，他還不如捐給藝術機構來賺些名氣。而如果沒有免減稅條款僅考慮廣告效應，那商家為什麼不拿同樣的錢往傳統廣告渠道上投？藝術影院和電視台，你說哪個宣傳效果更好？所以這個問題的核心在于，中國根本沒有制定相應的減免稅政策來扶持文化產業。”

　　而一說到國內的電影文化政策，便不僅僅是沒有“支持條款”的問題了，政府對文化的“特別關照”實際上又給“公益性放映”增加了一道關卡。在中國，原則上公開放映任何外國影片都需要向廣電總局報批，而具備報批資格的機構也僅限于涉外機構和學術機構商業影院並不包含在內。

　　“百老匯電影中心”在觀眾心目中是一家藝術影院，但在政策層面上它與一家普通的商業影院無異。直到今年，百老匯電影中心仍不具備獨立申報“外片放映許可”的資質，而之前進行的一些外國修復片重映，它們或是聯系各國使館，或與北京電影學院等類似機構進行合作，由對方負責相關報批手續。

　　但即便可以“借殼報批”，能否通過廣電的審查同樣是未知數。這裡百老匯經理楊洋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其實大家熟知的“配額制”同樣適用于“展映性質”的引進片放映活動：不論放映的是老片還是新片威尼斯，，不論放映幾場，理論上都需要拿到總局的配額才可放映。這一配額不屬于每年34部的商業片配額，但仍有總量控制，其具體上限不為外界所知。

　　那麼，拿到報批資質，配額也足夠充足，是不是就能順利放映了？錯，最重要的環節還有“電影審查”。百老匯負責人對記者說：“涉外機構的片子同樣需要審查，而且難免有片子會被斃掉。有時候他們選的片子都挺好，但就是不讓你放，或者他們報了12部，最後展映只能放10部，都是因為有這個（審查）原因。”

　　重重阻礙不得不逼著這家影院“出奇制勝”。2011年9月，百老匯組織放映了弗裡茨-朗（Fritz Lang）代表作《大都會》的完整修復版。論及影片重量級和版本稀缺性，這是迄今為止國內最重要的一次修復版電影的展映。但如此重要的活動，百老匯卻無法以“電影放映”的項目來承辦因為如果按照上述渠道進行報批，一沒有把握，二沒有時間。“我們其實是借藝術項目的形式來走那次放映，畢竟又請樂隊又有演出了，所以沒有經過任何審批，票房收入也是按照場租費入的賬（無機打電影票）；後來放BFI（英國電影協會）的《唐人街繁華夢》也是類似的模式。”但楊洋也表示這種辦法並不能長久，“以後還能不能這麼搞都不好說，因為從今年開始我們歸市局管，以後辦活動不是找總局而是找他們批。當然，我們也開始嘗試自己報批，但能不能辦下來也不確定。”

　　“掛羊頭賣狗肉”不僅是藝術影院的無奈之舉，也是國內公益性放映機構所面臨的現實。上海電影博物館方面也對記者談到了機構屬性的劃分問題，“你見過哪家中國博物館是企業法人屬性？但我們是。因為一些政策的原因，使得我們沒有資質成為非營利組織。那麼從法律上來講，我們博物館至今都要以賺錢為目的，稅收什麼的也是按照一個企業來走，可你說博物館能賺什麼錢？”上海影博不僅在機構資質劃分上得不到政府支持，而且政府也沒向他們提供一分錢的運營費用，“我們只能去申請政府的文化基金、文化補貼，但這些補貼其實是面向全社會公開的，並不只有我們一家。”

　　“版權、成本、政策”三座大山讓“公益性放映”在內地步履維艱；北京如此，上海如此，其它城市的類似的放映機構則幾乎不存在。今年，全國商業院線億大關，但修復版電影的“公益性放映”道阻且長。

　　本文資料、圖片（除“百老匯”外）均為鳳凰記者一手採集，轉載請注明出處。信息來源包括：上海電影博物館澳門尼威斯人網站8311，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中國電影資料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

　　2013年8月24日，中國電影資料館，《阿拉伯的勞倫斯》4K版北京首次亮相，滿場。“鳳凰電影”在現場聯合了此片的放映機構“中國電影資料館”對到場觀眾進行了問卷調查活動（調查結果見文章末端）。在發放問卷的過程中狼隊下載官網，總是有不少觀眾問我們：“是說我們填哪部，資料館就會修哪部嗎？”我們無法回答。

　　我們可以回答的是，北京《阿拉伯的勞倫斯》的放映是成功的，觀眾在配合問卷調查時所展現的態度是非常積極的。我們也希望各位網友可以一起來參與這項調查，屆時鳳凰電影將會把統計結果反饋至相關機構，你心中的經典有可能因此重現大銀幕。

　　鳳凰娛樂聯合中國電影資料館在《阿拉伯的勞倫斯》放映現場組織了本次電影修復策劃的觀眾調查，具體調查結果請見最後的“擴展閱讀”。

　　編者按：鳳凰電影針對“電影修復”的策劃將持續推出。在第一部分“系列策劃”中，我們圍繞“《陽光燦爛的日子》重映”等話題進行了科普性介紹；接下來我們會對電影修復領域的現況進行深入報道。

　　今天這篇文章，鳳凰電影將主要介紹國內一些“公益性放映”的機構及其所面臨的困境，而有關“商業放映”的文章請參見擴展閱讀。而“電影如何進行修復”、“哪家修復公司聞名于世”等電影修復基本信息介紹，讀者可檢索鳳凰網“電影修復系列策劃”的前幾篇文章進行參考。

　　“多倫多TIFF電影資料館高級策展人James Quandt寫了一篇研究雅克-德米（Jacques Demy）《模特商店》一片中色彩運用的文章，開始他通過看碟，發現其中某個角色的裙子是白色的。但文章發表不久之後，當他有機會在大銀幕看到影片時才發現，裙子原來是粉色的。”這是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文化教育總監謝萌在採訪時對記者說的一個故事。它在表明在大銀幕放映修復版電影的迫切性。而創立“世界電影基金會”（World Cinema Foundation）的名導馬丁-西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則對膠片本身的褪色痛心疾首，馬丁曾在看過一部獲戛納金棕櫚大獎的電影後感嘆，“如今《豹》都變成粉紅豹了。”

　　眾所週知，這些年代久遠的老電影不具備大規模重映的條件，能放映這些電影的平台多為電影節、資料館及藝術影院。而如果把電影修復比作古蹟修繕，那麼修繕工作結束後將成果向公眾展示，也就是相關修復機構的職責和義務了。“電影資料館是國家出錢建立的，實際上就是納稅人的錢蓋的。”按照謝萌的理解，讓“納稅人”有機會看到電影修復後的面貌，了解修復進展並給予監督和批評，是整個老電影保護過程中的必要環節。

　　只是，再強烈的迫切性和使命感也無法讓老片重映繞開現實問題的阻攔。在中國，版權費用，放映成本及國家政策都成為了公益性放映無法大規模推廣的症結所在。

　　在一個“買正版會被視為裝逼”的國度，版權好像從來都無足輕重。然而對于正規的電影放映機構來說，版權問題不解決，一切都無從談起。

　　“我可以和你說說《牯嶺街》的版權，它其實還不是貴的問題，彭鎧立女士總希望要把楊導的所有片子都拿出來，她才願意提供《牯嶺街》。”UCCA的謝萌便對記者談到了他們接觸《牯嶺街》版權人、楊德昌遺孀彭鎧立的經過，“我們當然也想都放，問題是像在09年那會兒《一一》的版權很太復雜，它的版權原來屬于日本的公司，後來那公司不在了，其中還出了一樁官司，總之在09年官司了結之前，沒有機構放的了《一一》。”就這樣，想搞一個“楊德昌回顧展”的計劃就系上了死結。後來倒是北京的百老匯電影中心知難而退，把所有版權僅屬于“台灣中影”的楊德昌電影拿到手，才搞了一個沒有《一一》和《牯嶺街》的“楊德昌回顧展”。

　　然而百老匯電影中心與UCCA不同，前者是一家以營利為目的的電影院，在承辦相應老電影放映活動時必須考慮成本問題。其推廣經理楊洋對記者說：“我們要想從中國電影資料館調拷貝，對方開價就是6000；這個價格業內都知道，沒辦法。”于是，“重探中國新電影”這個百老匯維持了一年以上的系列放映活動，其大多數影片的拷貝就要從他們所加盟的院線“新影聯”調來，“我可以明著告訴你，這些拷貝的版權都屬于一個灰色地帶。拷貝都是當時這些電影公映後就留下來的。我們拿出來放然後和新影聯四六分賬今年張國榮忌日，全國那麼多影院把《霸王別姬》拿出來放，方式和我們是一樣的，哪個也沒講什麼版權澳門尼威斯人網站8311。”

　　上海電影博物館（後簡稱“上影博”）的吳覺人說他“講版權了”，但真正去和版權方談的時候才發現對方是“獅子大開口”：“當時我想做張國榮影展，然後去買《縱橫四海》那些電影的版權，版權方就問我在哪裡放、票價賣多少，然後他把我所有的座位數乘上票價，報個價給我。你想想，它這個版權費是按我能取得的最大票房數額計算的，但我還要承擔其它費用啊，根本沒法做。”上影博最近正在進行預售的“萊昂內電影展”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我問版權方500美金以下能不能放《美國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他說肯定不行，至少要好幾千美金的澳門尼威斯人網站8311。”而這直接導致了萊昂內導演（Sergio Leone）這部最負盛名的電影無緣上海大銀幕。

　　位于北京798的“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後稱“UCCA”）每次放映都會繳納影片版權及其它相關費用，但隨之付出的成本也讓人有些吃驚，謝萌表示，“我們在第一時間拿到了克裡斯-馬克（Chris Marker）《美好的五月》（Le Joli Mai）的修復版，但版權費是300歐元一場。”記者算了一筆賬，300歐相當于人民幣約2440元，而UCCA那一場的票價僅為20元，放映的報告廳則一共有139個座位，但每場都會留有會員票和一部分贈票；所以一般情況下只會出售70張票；也就是說即便滿場也僅能獲得1400元的票房。UCCA還舉辦過“張愛玲編劇電影展”的活動，當時版權費高達1000美元一部狼隊下載官網石化工業，，同樣是在139人的報告廳放映，票價卻僅為15元一張。

　　當然，最不計成本的放映機構還要說“中國電影資料館”（後簡稱“資料館”）。資料館在今年安裝了一套完整的4K放映系統，其中包括了巴可公司的4K放映機以及單獨從英國購買的金屬幕。為此，他們才願意以“2000美元一場”的價格從正規渠道買來4K版《阿拉伯的勞倫斯》及《桂河大橋》的數字拷貝。而因這一版權費用的出現，也直接導致了票價的上漲，日常每場20-40元的電影漲到了80元/張澳門尼威斯人網站8311，但對于有600個座位的資料館影廳來說，均攤這2000美元之後還是可以小賺一筆。

　　然而，這家機構的片源和版權問題也早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據資料館工作人員沙丹稱，中國電影資料館加入了“國際電影資料館聯合會”，其每場放映時所出票面上寫著“學術放映”的字樣，只要在資料館館內以公益非營利的方式放映這些影片就不會受到版權方的追究。上影博的吳覺人認可了這種說法，他也認為這對電影在全世界的推廣是件好事，“我認為這種文化例外是很好的，你知道歐美國家對版權的控制是非常厲害的。如果沒有這個例外的話，全世界的電影就都被制片方控制了。”

　　只是中國電影資料館近年來放映的好萊塢大片越來越多，也多少引來了同行的質疑聲：“他們為什麼用納稅人的錢去收藏美國影片？”“資料館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阿拉伯文、泰文字幕的拷貝，這些拷貝是怎麼到他們手裡的？”對此吳覺人的看法是，擁有文化例外保護的機構也應該具備“文化自覺”的自我約束能力：“你放的每一部電影都應該是為了推廣電影藝術。當然，這衡量起來很模糊，放《黑暗騎士》也可以說是在推廣優秀電影。但問題是他真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放的嗎？這完全是自己問自己的問題。”

　　2010年底，百老匯電影中心曾舉辦“阮玲玉電影回顧展”，其最後一場《神女》與《阮玲玉》修復版的票價為120元，這讓許多影迷望而卻步。為什麼放映老電影的票價與當年《阿凡達》（Avatar）的票價差不多呢？除了資料館6000元的拷貝出館費以外，酒會及現場樂隊的演出費用都需要平攤到每張票上，票價自然無法低廉。

　　對此，資料館技術部的副主任左英有自己的一套見解。他認為此類展映活動根本就不應該依靠票房收回成本，“國外做這種片子掙錢的路子不在于賣票，票都是白送的，只掙廣告費。我去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城市一共就那麼點人，但它在中心廣場每天都有露天電影放映，就跟咱們過去一樣。我們當時做過調查，它實際上就是靠廣場上的廣告來掙錢其實包括我們資料館也在一些農村做過“萬場同映”，還拉到了農村銀行的贊助。”

　　“拉贊助”自然是回收成本的渠道之一，但問題是有多少商家願意為國內的公益性放映贊助呢？其實百老匯的電影重映活動也有商家進行過贊助，但贊助的方式和額度相對于活動成本來說依舊杯水車薪。百老匯員工說，“當時《大都會》（Metropolis）放映時有家礦泉水公司來贊助，贊助的方式就是給每個進場觀眾發瓶水，就完了。”而UCCA在舉辦阿基-郭利斯馬基（Aki Kaurismaki）的電影回顧展時也拉到了一家芬蘭造紙廠的贊助，“因為郭利斯馬基就是芬蘭人，當時芬蘭使館也特別支持澳門尼威斯人網站8311，所以這件事有一定的特殊性。”謝萌表示，“藝術贊助本身沒有那麼容易，它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稅收、社會如何看待藝術；另外也包括公眾對此事的認知程度。公益性放映和藝術品的修復還不一樣，畢竟藝術品贊助系統已有很早的歷史了。而且從電影來講，它給公眾的印象首先是個娛樂產品，和藝術品也是兩回事。”

　　上影博的吳覺人認為此事與政策關系甚密：“國外為什麼那麼多人來贊助電影修復，是因為它有抵稅條款。比如如果一家公司給文化事業捐100萬，它就能抵稅80萬；而一些國家甚至是捐100萬抵100萬的澳門尼威斯人網站8311。本來企業就是要交掉這些錢的，他還不如捐給藝術機構來賺些名氣。而如果沒有免減稅條款僅考慮廣告效應，那商家為什麼不拿同樣的錢往傳統廣告渠道上投？藝術影院和電視台，你說哪個宣傳效果更好？所以這個問題的核心在于，中國根本沒有制定相應的減免稅政策來扶持文化產業。”

　　而一說到國內的電影文化政策，便不僅僅是沒有“支持條款”的問題了，政府對文化的“特別關照”實際上又給“公益性放映”增加了一道關卡。在中國，原則上公開放映任何外國影片都需要向廣電總局報批，而具備報批資格的機構也僅限于涉外機構和學術機構商業影院並不包含在內。

　　“百老匯電影中心”在觀眾心目中是一家藝術影院，但在政策層面上它與一家普通的商業影院無異。直到今年，百老匯電影中心仍不具備獨立申報“外片放映許可”的資質，而之前進行的一些外國修復片重映，它們或是聯系各國使館，或與北京電影學院等類似機構進行合作，由對方負責相關報批手續。

　　但即便可以“借殼報批”，能否通過廣電的審查同樣是未知數。這裡百老匯經理楊洋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其實大家熟知的“配額制”同樣適用于“展映性質”的引進片放映活動：不論放映的是老片還是新片，不論放映幾場，理論上都需要拿到總局的配額才可放映。這一配額不屬于每年34部的商業片配額，但仍有總量控制，其具體上限不為外界所知。

　　那麼，拿到報批資質，配額也足夠充足，是不是就能順利放映了？錯，最重要的環節還有“電影審查”。百老匯負責人對記者說：“涉外機構的片子同樣需要審查，而且難免有片子會被斃掉。有時候他們選的片子都挺好，但就是不讓你放，或者他們報了12部，最後展映只能放10部，都是因為有這個（審查）原因。”

　　重重阻礙不得不逼著這家影院“出奇制勝”。2011年9月澳門尼威斯人8311，，百老匯組織放映了弗裡茨-朗（Fritz Lang）代表作《大都會》的完整修復版。論及影片重量級和版本稀缺性，這是迄今為止國內最重要的一次修復版電影的展映。但如此重要的活動，百老匯卻無法以“電影放映”的項目來承辦因為如果按照上述渠道進行報批，一沒有把握，二沒有時間。“我們其實是借藝術項目的形式來走那次放映，畢竟又請樂隊又有演出了，所以沒有經過任何審批，票房收入也是按照場租費入的賬（無機打電影票）；後來放BFI（英國電影協會）的《唐人街繁華夢》也是類似的模式。”但楊洋也表示這種辦法並不能長久，“以後還能不能這麼搞都不好說，因為從今年開始我們歸市局管，以後辦活動不是找總局而是找他們批。當然，我們也開始嘗試自己報批，但能不能辦下來也不確定。”

　　“掛羊頭賣狗肉”不僅是藝術影院的無奈之舉，也是國內公益性放映機構所面臨的現實。上海電影博物館方面也對記者談到了機構屬性的劃分問題，“你見過哪家中國博物館是企業法人屬性？但我們是威斯尼斯人60555，。因為一些政策的原因，使得我們沒有資質成為非營利組織。那麼從法律上來講，我們博物館至今都要以賺錢為目的，稅收什麼的也是按照一個企業來走，可你說博物館能賺什麼錢？”上海影博不僅在機構資質劃分上得不到政府支持，而且政府也沒向他們提供一分錢的運營費用，“我們只能去申請政府的文化基金、文化補貼，但這些補貼其實是面向全社會公開的，並不只有我們一家。”

　　“版權、成本、政策”三座大山讓“公益性放映”在內地步履維艱；北京如此，上海如此，其它城市的類似的放映機構則幾乎不存在。今年，全國商業院線億大關狼隊下載官網，但修復版電影的“公益性放映”道阻且長。

　　本文資料、圖片（除“百老匯”外）均為鳳凰記者一手採集，轉載請注明出處。信息來源包括：上海電影博物館，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中國電影資料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

　　2013年8月24日，中國電影資料館，《阿拉伯的勞倫斯》4K版北京首次亮相，滿場。“鳳凰電影”在現場聯合了此片的放映機構“中國電影資料館”對到場觀眾進行了問卷調查活動（調查結果見文章末端）。在發放問卷的過程中，總是有不少觀眾問我們：“是說我們填哪部，資料館就會修哪部嗎？”我們無法回答。

　　我們可以回答的是，北京《阿拉伯的勞倫斯》的放映是成功的，觀眾在配合問卷調查時所展現的態度是非常積極的。我們也希望各位網友可以一起來參與這項調查，屆時鳳凰電影將會把統計結果反饋至相關機構，你心中的經典有可能因此重現大銀幕。

　　創辦于1932年，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電影節，即世界上第一個國際電影節，號稱“國際電影節之父”。